是“红高粱精神”，《红高粱》以对性、对死、对酒的神力的崇拜，表现了对人的本性中最基质的精神源泉——原始的生命欲望、意志即生命本质力量的崇拜。在小说《红高粱》中，可以说几乎没有道德可言，赞扬的是一种原始的野性生命力，对于杀戮，对于抗战也没有明显的议论。小说中余占鳌杀死单家父子，在道德的框架内应该是收到谴责的，“我奶奶”与余占鳌野合也应该是不符合道德的，然而这就是所要称赞的精神：“人类原始的野性生命力”，这种精神在影视剧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影视剧中不仅仅展现了人类原始野性生命力，而且也呈现出了原始生命力与道德之间的矛盾。余占鳌为了九儿杀死了单家父子，与九儿在高粱地野合，这些可以说是道德上不允许的，但是余占鳌的这种做法不论在文本上还是在影视剧上都没得到批评和指责。而影视剧中出现的余占鳌的娘和一个郎中偷情的画面，以及几个小孩子骂余占鳌是“小郎中”，余占鳌气的当晚就把郎中给杀死了。在余占鳌，或者说在人性这里是有双层标准的，余占鳌可以抢单家媳妇，而他的亲娘，守寡，为何又不能够与郎中情投意合呢？这应该不是年龄的问题，应该是人内心潜在的原始野性生命力与道德约束力双重标准在作怪。
整部小说展现的也是民间的生活，既有丑陋狂野的一面，也有热烈自由的一面。而影视剧中政治意识和政党色彩特别浓厚。在抗战过程中，在形势紧迫的时候，韩主席走了，而从出场的时候就明显是坏人形象的钱团长和赵团长，最后要了高密老百姓的一万三千担粮食之后逃跑了，这种消极抗日的行为明显是在指责消极抗日的行为，这些情节也是文本中所没有的，而影视剧中朱县长联合余占鳌队伍抗日，这种官方的加入，使得文本中所要传达的民间武装力量的重要性远远削弱了，这种政治色彩不知不觉中在渗透着一种历史教育和政治教育。
四、影视剧改编的制约因素
影视剧《红高粱》和小说《红高粱》是两种媒介的传播方式，不同的媒介也就注定了两者之间必定存在着不同。影视剧《红高粱》完全是朝着通俗化、大众化的方向来改编的，影视剧不能和小说一样，影视剧须考虑迎合大部分的电视剧受众群体，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接受心理，这也就造成了小说与影视剧的差别。
影视剧中政治色彩的加重，想必是来源于政策的影响。在中国电视剧体制市场之下，影视剧的播出必须通过国家广电总局的审查，为此政治意识色彩的加重也不言而喻了。当然，为了使抗战戏更加复杂，拉长了故事的叙述节奏，一个中篇小说要改编成60集的影视剧确实要注入许多复杂的故事情节，所以众多人物角色的出现，围绕主人公九儿展开纷繁复杂的故事。既要提高收视率，获得经济利益，还要符合政策，通过审查，在种种的条件制约之下，影视剧的改编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要客观的看待影视剧改编与小说之间的关系，不管忠实与不忠实于原著，能够受大众喜闻乐见，又能传播小说，引起大家看书的兴趣，这也是其成功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莫言.红高粱家族[M].人民文学出版社，
[2]魏韶华，王雪媛，宋祖华.从小说到电影——19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名著电影改编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反思[J].东方论坛，2005（05）
[3]魏萍，张清.从《白狗秋千架》到《暖》——对小说创作与电影表现的对比思考[J].电影文学，2006（02）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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