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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魏广德提过“摊丁入亩”的打算,那就是把徭役折银也编入一条鞭法中,折成丁银。
这笔银子,以往其实也存在,地方上在没有工程需要征发徭役的时候,都会将其折税收取。
还是因为这不是朝廷常规项目,在朱元璋的美好想法里,那就是朝廷需要的时候征发民力,不需要的时候,自然是让小民休养生息。
只不过事实证明,那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
官府收取的丁银并不上交朝廷,而是留在地方上,最后其实就是进了官员们的口袋。
摊丁入亩以后,赋役合并折银,所有税银自然要按比例送交朝廷,剩余部分才是地方上的。
地方需要银子,那就向朝廷伸手,朝廷也好控制地方,不失为一个妙招。
其实到了后世,所谓的税改也就是对税收分配的博弈,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争夺税收的分配权。
张居正的经济之道,其要点就在于土地。
此时全国土地兼并和欺瞒官府的现象十分严重,丁口逃亡,户籍不清,地方的赋役负担极度失衡,导致“国匮民穷”,收益的只有地方士绅和官员。
对此,张居正就产生了在全国重新丈量田亩,清查偷漏的田产的打算,同时还要追缴积年欠税。
实际上,考成法本身目的之一也是追缴积年欠税,朝廷太穷了。
魏广德利用铸钱,为朝廷增利,他也不得不想出让朝廷收入大增的法子,否则可不就被魏广德比下去了。
可他要是清丈田亩,那就不得不面对黄册户籍问题。
天下到底有多少户,有多少人口,又都分布在哪儿。
可以说,清丈田亩和清查户籍都是非常消耗官府精力的一件事儿,可不能轻易进行。
而这两点,又称为推行一条鞭法最大的阻碍。
田亩和户籍不清,一条鞭法就达不到目的,因为此法目的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明朝的黄册和鱼鳞册,分别记载全国户籍和田亩情况,是朝廷征收赋役的依据。
魏广德和吕调阳静静听完张居正的想法,都有些犹豫不定。
问题,他们当然知道,可是黄册和鱼鳞册都要进行更新,这耗费的人力物力可就不是简简单单动动嘴皮子的事儿。
但就是黄册,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每十年重编一次,每次编制无不是要对地方官府进行动员,还要动员南北国子监上千监生参与其中。
也是因为太过麻烦,所以到了中期,黄册就逐渐成了过场,许多地方都是直接抄前一次的黄册,只是把其中登记的个人每人加十岁。
为此,当初杭州还闹过一个笑话,那就是杭州一地出现上百个百岁老人。
但实际上,这些人许多早就不在了,只是编制官员图省事儿,直接照抄了事。
清查田亩,找出隐田有利于分摊赋役,是“均平”,可如果连带人口也清查的话,那工作量可就大了。
但是人口涉及丁银,难道就不查了?
要知道,朝廷试行一条鞭法的口号就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查的不仅是赋,还有役。
“有一事,善贷可能还不知道,我也是昨日才忽然想起,觉得其中或许真有怪异之处。”
张居正又说道,“这还是隆庆五年南京报上来的事儿,那时候善贷还在老家丁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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